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綠營李家同」?天大的誤會!

我跟李家同的相似度 <<0.01%!不需要把我跟他扯到一塊!至於「綠營」?我從不曾綠過──不管是泛綠,或者是淺綠。
我身邊一堆深綠和淺綠的朋友,那是因為從事社會改革運動而交往的──偏偏過去社運圈就是跟民進黨走得很近,所以我的身邊綠油油。
我只批評馬英九而不批評蔡英文,那是因為蔡英文不是現任的總統或閣員。假如蔡英文有機會當總統,我相信我對她的批評會更加地不留情──因為,她過去的表現讓我相信:她根本是個不負責任,或擔負不了責任的人。
2000年,我把歷年總統選舉投過的唯一有效票給了陳水扁(那是我被政治人物騙過的唯一一張選票),半年內我就看破整個民進黨的執政團隊。民進黨目前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我沒有一個喜歡!我老早就已經不相信這個黨,看不起這個黨!
獨台會事件時,柯建銘曾經邀我入黨(他必然已經忘記了),我笑一笑就走了。新潮流系的大老曾經被說動要到新竹來拜訪我,不過居間連線的人知道難度太高,最後還是放棄了──我很久以後才聽她說起這事。
作為一個關心底層民眾的知識份子,我根本不可能加入任何政黨。

若論政治信仰,我唯一心服過的政治信念是早期的歐陸共產黨。與其被抹藍或抹綠,我寧可被抹紅。
但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和《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讓我了解到無法信任掌權者;從共產黨員轉為天主教徒的英國作家海德( Doug Las Hyde)寫了《獻身與領導》,讓我對社會改革運動的信任度遠高於任何政黨。
出國前我是一個族群認同很模糊的人,但是看不起國民黨,也受不了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的荒謬與殘忍。劍橋兩年,我變成政治上 100% 的台灣人。而文化上我一直是漢文化和歐陸文化的共同後代。
回到台灣,我重新思索何謂「文化台灣」,何謂「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卻找不到任何足以跟漢文化或歐陸文化鼎足而三的內涵。
四十歲左右我終於找到自己的文化圖騰:「台灣蕃薯」──卑微、樸實、外表毫不華美,果實藏在土地裡毫不顯眼,也不在意有沒有人看見;命運坎坷而生命力無比堅韌,任由亞熱帶狂風暴雨的摧殘,即使地面所有蕃薯藤葉都已被摧殘盡淨,卻瞬即從土壤深處再度發芽而繁華茂盛。陳樹菊婆婆就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台灣蕃薯。
但是我既非政治上的台獨,也非文化上的台獨。文化上我是「台灣蕃薯漢文化 + 歐陸文化」的共同後代。族群認同上,我接納所有在這土地上生根的人。政治上,我是100% 的台灣人,但是願意跟所有「非台灣人」在善意的基礎上交往。

我一點都不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