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我們都是被嚇唬大的

       政治可以很簡單,也應該很簡單:政府只要想辦法讓最底層的民眾活得下去,其他人就通通都活得下;只要讓底層的人看得到希望,其他人就看得到希望。因此,照顧底層民眾應該是政府的第一優先責任。但是我們卻長年被嚇唬,幾乎已經不敢要求政府維護基本人權了。
        台灣很奇怪,政府最關心的是園區產業與有錢人的需要,而政府資源的挹注也是以高科技產業和富人為第一優先。政府自己是B咖的窮鬼,卻不去幫C咖,而擠盡一切資源想幫資源豐富的A咖,怎麼想都讓人覺得荒唐。

    這種「劫貧濟富」的制度之所以會持續地存在,就是因為我們一直被一些用「經濟學」撐腰的論述恐嚇,而相信這些不公不義的制度有著深奧的必要性,只有精通經濟學的人才能理解。擁護這些制度的人,甚至把它們稱為「必要之惡」。

       譬如,有人主張「貧富差距為必要之惡」,因為「貧富差距大會刺激工作與生產意願,而促進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小會培養怠惰貪懶的習慣,不利於經濟發展」。不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在十二月號的《金融與發展》月刊裡卻刊出專文〈致命弱點〉,指出亞洲新興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其經濟成長的致命傷,因為它會限制社會中人力資本的積累,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導致經濟形勢的惡化(如增長率降低、波動性加劇等)。該文同時建議亞洲國家提高稅收在GDP 中的比例,以便用這財源提高政府在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尤其是通過更具累進性的稅收體制,或者通過增加直接稅稅基,來擴大財政政策在(財富)重新分配方面的影響。」
        這一篇文章甚至建議亞洲政府提高基本工資,為低收入勞動者進行勞動力市場干預,以便改善貧富差距。積極推動減稅與市場自由化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竟然建議政府增加稅收、干預勞動力市場,對許多台灣讀者而言,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有些讀者可能還記得,今年夏天管中閔才剛悍然拒絕調漲基本工資,並說過:「不幫企業,勞工損失的可能不只是一顆茶葉蛋,而是連一粒米都沒有。」中研院院士的一席話,嚇得連陳沖院長都不敢吭聲。
        但是,柏克萊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發表了一份嚴謹的實証研究《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ries》,指出調漲基本工資對低薪者的就業機會沒有任何負面影響。這篇文章受到柏克萊的重視,還在官網上為它發布了新聞稿,指出這一項研究解決了過去實証研究上的分歧結論,證實了「調漲基本工資不會增加短期或長期的失業」。
      即便是《經濟學人》這個一向相當右傾的經濟學專業刊物,也在《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Trickle-up economics》一文中評論歐巴馬調整聯邦最低工資案時說:「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are hard to predict.」因此,基本工資會不會造成低薪、年輕人與低技能者的失業率提高,在國外的經濟學界確實是爭訟紛紜,而不像國內這樣地口徑一致。
       其實,經濟現象極端複雜,不同派別的見解猶如瞎子摸象,各有一得;而國外經濟學界對於國內視為「鐵律」的主張往往爭辯激烈,還有許多諾貝爾獎級經濟學者會為社會底層發言,因此社會底層的基本人權獲得遠比台灣更好的保障。
       相形之下,台灣的經濟政策評論一面倒向企業主與富人,使得台灣的社會底層有苦難言,甚至還在輿論洗腦下自以為「富人皆有理,貧者皆活該」。你沒聽說過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英國首相柴契爾甚至說過:「就算你把富人變窮,也不可能讓窮人變富。」
        但是,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是怎麼批評這些理論的?「這些理論的流行是因為它們迎合富人和期刊主編的所好。」經濟學的派別與主張分歧,讓許多人有機會正當化不義之財,以便討好富人和財團,這確屬不爭的事實。但是金融風暴以來,質疑主流經濟學的聲音日益高張,過去的「鐵律」恐怕會很容易生鏽。


       下次當你遇到基本人權與經濟學「鐵律」衝突時,千萬別立即氣餒而退縮。上網查一查,說不定那個「鐵律」是早已過時的言論,也說不定那只是一個經濟學界長年爭訟紛紜的「假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