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1日 星期五

馬笨伯與區委書記

       中國復旦大學張維為的文章《中國道路與改革》譏諷台灣的民主制度「你花大力氣選了半天,……,馬英九的能力還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這個評語似乎很少吸引台灣人的注意。其實,這一則新聞背後是有很多值得討論與深思的問題。
       第一,馬英九確實笨,但是共產黨真的用人唯才,以致馬英九的能力確實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嗎?

       第二,馬英九確實笨,這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制度確實有問題。那麼,我們應該放棄民主制度,改成讓市場治理一切?還是改成用中國共產黨的精英極權統治?還是說有更好的民主制度,可以讓台灣學習、攻錯,以便用第三條路邁向更好的未來?
       先談第一個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上海市的一個區委書記到底有多大?

一、一個上海區委書記能有多了不起?
       上海市有 2,415萬人口(略多於台灣總人口數),分為十六個行政區和一個縣,每一個行政區設一個區委會書記作為行政首長。因為上海是中國國家中心城市和直轄市,是人才匯聚的中心之一,所以可以推想其區委會書記的重要性並不低於台北市。以此觀之,「馬英九的能力還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可以大致上翻譯成「以中國共產黨的選才標準,馬英九的能力還不配當台北市長。」這個評語其實不算污衊馬英九或台灣人,而堪稱公允,或者至少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中國共產黨用人唯才嗎?
        我沒去過大陸,不知道。
       不過這個問題可以先換成一個容易回答的:作者張維為的話真的可信嗎?這個問題容易回答:張維為說的話不見得可靠,而他的「學術背景」則有涉及矇混、欺世盜名的嫌疑──他也許真的有拿過日內瓦大學的博士學位,但他卻以日內瓦野雞大學的任教經歷去矇騙中國的復旦大學,而取得「特聘教授」的資格,因此他的學術底子確實有問題;而他的言論更是一貫地討好中南海,因此其言難信(詳見一篇認真考據的文章〈「野雞大學」冒牌教授張維為〉,文中用「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來形容張維為)。
        沒去過中國而要論斷中國,很難(應該說是荒唐);去過中國後想要論斷中國,還是很難:因為中國太大,表面上的事和骨子裡的事大相逕庭;你若把聽到的當作是事實,你可能是白癡;你若把看到的當事實,也仍舊可能是白癡。
        別的不說,這些年頂著「國際知名」學者頭銜吹捧大陸各種制度的「學者」大有人在,個個以「學術嚴謹性」做幌子,說的經常是胡吹牛的大話。像張維為這樣用吹捧中國來換取名利地位的人大有人在,還有在大陸任教的老美也如此。甚至連在台灣以吹捧「新古典經濟學」和美式新自由主義出名的張五常,2008年以後也變成是吹捧「大陸經濟奇蹟」、「中國經濟制度」的「中國制度經濟學全球首席權威」(台灣的張五常迷們:讀一讀他這一篇老王賣瓜的專訪吧〈张五常:中国地方干部很多非常好 是真的拼命为国家做事〉)。
       嚴復曾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根據程曜(台灣長大,台灣清大動力機械系畢業的學者,目前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對大陸學術界的觀察,這個評論仍舊入木三分。想要了解大陸,評論大陸的人,務須小心謹慎以防「以偽亂真」。      
       所以,「中國共產黨用人唯才嗎」這個問題我放棄作答,不與置評。還好,即使不牽強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往下開展更重要的討論。

三、民主制度可以改良嗎?
       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病,就是會被素質低劣的選民拖垮選舉的品質;此外,四年一任的選舉制度很容易造成人才培養與政策、制度的斷層。
       民主是一個充滿缺點的制度,尤其是啟蒙運動設計的三權分立,確實已經不足以對付同時壟斷媒體、政治與經濟(甚至還包括學術)要衝的財閥們。但她不是不能改良。
       民主制度的改良一定要搭配著財經制度的改良,整體配套,才有成功的機會。因為,民主不只是政治問題,他同時也是財經的問題。或者更根本說:政治上的不公平與腐敗一定伴隨著經濟上的不公平競爭與不公平分配;政治上的不平等跟經濟上的不平等會相互強化,以政治為手段,以經濟資源的瓜分與寡佔為最終的目的。
       萊茵制度是遠比放任式的美式資本主義民主更值得借鏡的民主制度,也是超越三權分立的精緻民主:(1)資本私有化,但是勞方和資方共享公司治理權,可以藉此培養勞方較深厚的民主素養與公共事務的判斷能力;(2)勞資共治,可以較公平地分配生產過程所獲得的利潤,也可以較有效率地發揮人力的潛力和組織的生產效率;(3)當公司內部的所得分配與生產效率都提高後,需要政府介入的部份就縮小,政府的權利與角色也就可以同時被縮小,從而減少貪污腐敗的機會。(我同意芝加哥學派一點:要盡量減少政府干預的空間與必要性,我跟芝加哥學派的差異在於主張用萊茵模式改善分配與失業的問題,而不贊成打壓工會和放任貧富差距擴大)。
        Milton Friedman 的負所得稅制是我們該吸納進制度的,因為它可以進行第二次所得分配,卻將政府貪污腐敗的機會降至最低。
       最後,北歐的媒體監督與公共參予是我們該認真學習的。
       第一優先是要通過萊茵制度解決第一次的所得分配、失業與產業經營問題;萊茵制度解決不了的用負所得稅制進行第二次所得分配(扶貧,但無法解決失業),這樣的目的是將政府責任與權力同時極小化,以降低貪污腐敗的機會,也降低民眾管理政府的複雜度與困難度,同時還培養了民眾管理政府的能力。至於這兩個制度合併起來還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必須要靠政府來解決。但是,不管這時候政府的職權被減到多小,都還是需要民眾的公共參予和媒體的有效監督,否則政府還是會被居心不良的人綁架。
       民主還有許多可以被改善的空間:(1)將股票繼承稅降到極低,但是將股票買賣或轉現時的所得稅訂得極高,使股票持有人樂於長期持有公司股票與資產,積極追求資本的長期(跨世代)成長而非短期獲利,也從而追求「資本私有化,公司經營長期化,資本的 utility 則屬於勞資共享的公共財」。(2)國營企業產權公有化,營運目標公有化,監督機制分權化(不要把所有國營企業的監督都交給經濟部和立法院,權力越集中,貪污腐敗的機會越大),經營權專業化(Joseph Stiglitz 說得對,只要模仿私人企業的產權與經營權分離,則產權公有並不必然妨礙企業的經營效率)。etc

       簡單地說,民主的改良方向在於「比三權分立的間接民主更徹底地將權力分散化、均勻化,將經濟決定權盡可能均勻地分散給競爭能力相近的各公司,再將公司內部的決定權盡可能均勻地分散給資方與勞方」。權力分配越均勻,貪污腐敗的誘因越少,且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會越獲得改善。       
        如果我們可以認真沿上述途徑深化民主,即使選出像馬笨伯這樣的總統,也不會出什麼亂子。這遠比選擇菁英統治,又只能期待「明君世出而昏君不世出」來得實在。
        以為「民主=選舉」,這是極其膚淺的見識。民主是一整個社會公民素養、教育、經濟與生產制度、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等複雜的社會累積,是一種文化,一種素養,而不只是制度或法令。
        從這觀點看,台灣的問題是民主深化不足,而不是民主制度不值得追求。
      
四、假如共產黨用人唯才,我們要放棄民主嗎?
        很多世襲的極權政府都「用人唯才」,兩蔣就是一例。試想,如果台灣就是蔣家世襲的產業,他們會不想「用人唯才」嗎?假如李光耀家族把新加坡當作他們世襲的產業,他們會不想「用人唯才」嗎?
       「用人唯才」的政府通常經濟成長率都很高,因為他們還有另外許多優勢:不須與反對者溝通,決策效率高;政策可以長期規劃,人才培養沒有斷層;etc
        但是這個較高的經濟成長率卻可能伴隨著嚴重的貧富不均(新加坡不就有這問題嗎),甚至嚴重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就是說,即使經濟成長率高,照樣會在分配上出問題,而製造大量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因此,這些年來大陸的經濟發展是「樂了少數,苦了萬眾」。
       這些年來大陸浮現一種聲音:一黨專政不見得比兩黨政治差。我同意,前提是:一黨專政必須同時搭配黨內民主(也就是說,把西方「一國兩黨」的競爭模式換成「一黨兩派」的競爭模式,換湯不換藥)。關鍵不在於有幾個黨,而在於權力能否均分配。因為,權力分配的不均衡一定會被用來轉換成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
       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有可能有公平競爭的黨內民主嗎?很難!因為一個主張菁英統治的政權,就已經違反了我們前面說的「權力分散」的原則;權力的集中必然造成(政治與經濟)資源的集中,從而誘惑居心不良的人,製造貪污和腐敗。這個人類共有的法則普遍存在於所有君主政體、民主政體、共產政體之中,因為它是催生於人類共通而難以拔除的人性:「人就是想要付出比別人少,獲得比別人多;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利用經濟買通權力,利用權力聚居不勞而獲的財富」。

        解決這問題的唯一辦法的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不幸地,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主張卻是「菁英統治」。也難怪大陸太子黨貪污腐敗之風如此盛行,所有從極權轉向自由化的國家也都面臨「權力分配的不均被轉化成經濟競爭上的不公平,因而貪污腐敗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