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十年後的中國

      微信說:「喜不喜歡,中國都在那裡。」這句話對台灣尤其真切。當中國逐漸取代蘇聯,甚至跟美國並列全球兩大強國,以及亞洲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時,台灣人更加必須冷靜而客觀地深思我們要如何跟她相處,以及該如何因應。
      一味地跟她對立與挑釁,對台灣不見得是最有利的,也就不見得是真正的愛台——愛台應該是追求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而不是最不利的結果。
      社會學教我: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必須先放下情感與價值判斷,冷靜而客觀地看清現實的機制與變化因素;之後再根據原本的情感與價值觀來判斷什麼是最佳舉措,以免落得「愛之適足以害之的下場」,或「好心好意害死人」而不自知。

一、從財經霸權到流行文化
      「十年」是個概略數,意思是一、二十年。
      川普上任不到一年,卻在 11/9日以前跟習近平有過三次會面和十一次互動(3次會面+6次電話交談+1次致信+1次致賀電)。近日又傳出 11月份川習會時曾有秘密協定,不同意北韓擁有核武。日本「朝日新聞」甚至爆料說,兩人決定聯手逼北韓放棄核武。看起來中國已經超越過去蘇聯的地位,跟美國分享全球最終霸權——這世界上的事情,他們兩國說了算。
      在 IMF 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報告裡,全球經濟已經是「雙引擎」模式,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比美國更鮮明地牽動著全球經濟。2017年初的財富雜誌預期:中國將在 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對全球的經濟影響更加地舉足輕重。
      中國即將(或者已經是)亞洲的中心——當日本衰微時,中國對亞洲的影響將更加顯著。日本不僅已經失去對世界與亞洲的影響力,而且疲軟到似乎連自己都救不起,既走不出泥沼,也看不到翻轉的機會——11月份失業率創24年來的最低,但是預期薪水只會調漲1%左右,一切經濟提振措施都無法起作用,年輕人對未來不再抱期待,甚至變成大前研一筆下的「低慾望社會」。
      連曾經風迷亞洲的日本流行文化似乎也都一蹶不振。韓國娛樂台票選的亞洲十大美女中,除了第二名林允兒、第五名的泰妍和八、九名的朴信惠、宋智孝之外,其他六個都是中國女星,日本女星都沒上榜。而日本網友票選的十大美女之中,只有第一名蛯原友里、第六名長澤雅美和第七名杉原杏璃是日本人,其他七名都是中國女星。
      中國對亞洲流行文化的影響似乎會日益加深、加劇。不過,要想恢復唐朝的長安盛況,只靠流行文化是不夠的。

二、傳統文化與民族自信心
      中國曾經是對自己的文化徹底失去信心的國家。因為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國恥,五四運動揚言要「全盤西化」,魯迅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1949年革命之後,1956~1964年陸續完成三波簡體字運動,1970年代批孔揚秦,文革破四舊期間搗毀無數文物古蹟,中國文化在紅色中國曾經蕩然無存。但是這些年來的變化太迅速、劇烈,使我不得不改變自己說過的話。
      根據我自己在網路上的觀察,近年來中國對傳統的文化的研究,在質與量都早已遠遠超過台灣。而《中國好詩詞》的熱況,更印證了這不是少數學界人士的趨勢而已。
      中國過去追求太空科技、資本主義與海歸派學者的西方知識,都是我可以理解的,一點也不意外,而且推動起來一點也不難。但是要讓他們普遍地激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情,只靠自卑與自大是不夠的(那只能激起激情而膚淺的風潮,而不會有理性、深刻的研究)。我相信這些現象的背後,顯示的是一種以平靜心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研究的態度,中國很像是一個已經在經濟與政治實力下走出民族自卑感的族群——雖然還不見得有足夠的自信心。
      大陸開始有一些電影會把男女主角包裝成搭噴射客機決策全球的高階 CEO,甚至故意在對白裡夾雜大量的英語,但是電影情節和內涵都很幼稚。我相信,十年後你看到的此類電影將會有極大的轉變。
      當全台灣(包括台大,以及頂大校長們)都還傻呼呼地在追求虛有其表的「全球排名」時,北京大學設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以「今天的人文學者為何超越不了王國維,梁啓超?」為題發表了演講,肯定北大文研院的自我定位:「北大這樣的名校,不應計較一時之短長,更適合於放長線釣大魚。確信學問乃天下之公器,搭建為他人作嫁衣的『交流平台』。」他並且期待,學者走出過去「重點研究」與「領軍人物」的迷思,營造「學科之間有碰撞,課題之外有對話,學問之上有情懷」的學術氛圍。這樣的久遠而寬闊的胸懷與氣度,在台灣學界是很難看到的(至少我是看不到的)。
      這些表現或許只反應了中國最頂層的 1%~10%人口的事實,但是這 1%~10%人對一個民族的自信心、胸襟氣度與文化涵養的影響卻遠遠超過另外 90~99%的人口。
      「大國崛起」將以經濟與政治的實力為後盾,逐漸向文化領域開展、浸潤過去,要看見成果可能會比較長,但是十年內的變化有可能已經足以讓人震撼。

三、貧富差距與政體變遷
      大陸在過去是仰賴全球市場在吸收他急遽擴張的生產力,當全球消費能力擴張速度遲緩時,大陸會一邊放緩經濟成長角度,一邊被迫面對國內驚人的貧富差距。
      大陸的下一波經濟成長必須靠一群數量龐大的新興中產階級所創造的內需市場,而新興中產階級的誕生靠較公平的財富分配,財富分配的機制則來自於政治權力的分配(財富、權力與知識三者的關係參考前文〈社會變革的起點〉)。
      所有社會在從集權轉向民主(分權)與市場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同時發生幾件事:(1)舊的政治特權轉型為經濟上的特權,而新興的經濟特權則參與分配政治上的特權;(2)舊的政治資產轉型為市場上的稀有資源(譬如,特許行業與壟斷),並且以「規模經濟的優勢」遮掩實質上的「壟斷性競爭」;(3)舊的既得利益跟新興勢力結盟,以政治特權交換市場壟斷機制(或者兩者結合),變成官商勾結與各種裙帶政治的溫床。英國的工業革命如此,法國革命如此,俄羅斯的轉型如此,朴正熙治下的韓國如此,兩蔣治下的台灣如此,當今的印度亦如此。這是社會機制的必然,你可以施以道德批評,但是不能只從道德面向去理解。
      中國當前的貧富差距,反應的是權力的差距與知識的差距。要改善中國的貧富差距,必須同時改善權力與知識的差距。而其中最困難的是知識的擴散,因此權力與財富的分配問題將會是中國共產黨長期的痛苦,十年的時間應該也不足以有效解決,頂多只能加以緩和。
      中國共產黨到底能在極端的貧富差距下繼續執政多久?這是歐美觀察家與共產黨黨校專家問了幾十年的老問題。中國會像蘇聯那樣一夕崩倒而潰散嗎?
      我曾經把戈巴契夫看成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敢於承認共黨以及他一輩子的熱情和理想是錯誤的,而任由共黨崩潰),但是看到蘇聯解體後的諸種亂象,我也承認他最大的錯誤是沒有為俄羅斯安排一個較好的轉型機制(近乎不負責任地撒手不管)。
      習近平對戈巴契夫極端看不起,因為他撒手不管的結果是讓蘇聯分崩離析,甚至讓黑道控制大量國有資源,讓百姓民不聊生。
     英語媒體上的許多觀察家認為習近平在十九大以後已經有效控制住中國各大權力機構與派系,因為十九大開幕時中國各派系控制下的所有主要媒體的頭版頭條都完全一樣(從照片、標題,到照片與標題字的大小、位置通通一致,表示都「同出一源」)。
      就算習近平有機會再掌權十年,他也不太有可能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在大陸的全球經濟與政治地位抬頭,民族自信心抬頭,中產階級知識與思辨能力逐漸擴散與提升的過程中,將會對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產生越來越大的挑戰與質疑。
      2015年七月中國對維權律師進行了全國性的大追捕(所謂的「709大抓捕」)。有人以為這是因為習近平戀權,有人把這個事件看成中南海的「維安」與民運人士的「維權」已經衝突到白熱化的程度——現況似乎是已經繃緊到必然會有大改變的臨界點,涉入其中的關鍵人物都已經是「情勢所迫,身不由己」,而不能再用個人意志或個人野心去解釋了。
      一個值得關注與深思的觀察點是:最近的宣判中,拒絕認罪的吳淦被判了八年(一般是三年,八年是超級重),而「歸案後認罪」的謝陽則免刑事處分。這似乎是在從毫無彈性的高壓,轉向有條件的(恩威並施的)「加重處分堅持跨越紅線的一邊,拉攏願意妥協的一邊」。表面上紅線的位置變化不大,處罰的輕重有了很大的彈性,這是不是表示過去「一味打壓」的方式已經行不通了?
      面對中國維權與維安的激烈矛盾和衝突,我不知道習近平怎麼想。但是像戈巴契夫那樣地撒手不管而讓中國崩潰,這絕對不是習近平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最終的底線應該是「維持中國的統一,最好是讓中國繼續壯大與發展」。但是,在堅守這底線之外,他還能有什麼更積極的施展空間?
      維持共產黨專政也許會是他的第一優先選項,卻不見得必然是他的堅持——尤其是當它跟「維持中國的統一」有可能在現實上背道而馳時。退而求其次,他會不會想起蔣經國,以培養一個優質的反對黨來促成中國的轉型,以避免中國在經濟、民主與思想發展過程中淪為崩潰的蘇聯?
      我的猜測是,他有可能會採取類似蔣經國的作法,培植一個優質的反對黨(但在可見的將來不足以威脅共產黨的統治),一方面用以洩壓(讓有能力搞群眾運動的人集中到反對黨,用「體制」把他們變成較無害的一群;也把「改革」的壓力與期待局部轉移到反對黨,讓共產黨的壓力減輕一點),同時用反對黨的壓力來壓制黨內腐敗因素與對手,此外還可以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設計出一套較平緩而可接受(不崩潰)的機制。
      有觀察家認為,在習近平的心裡,共產黨的「英明領袖」只有三個:毛澤東(推翻專制)、鄧小平(經濟起飛),然後就是習近平。那麼,他最好的歷史地位會是什麼?
      假如他最痛恨戈巴契夫的是讓蘇聯崩解,從偉大的國家變成一條蟲,那麼他的最佳歷史地位或許就是為目前「一黨專政+貧富差距急遽擴大+社會面臨崩解危機」找到一條新的出路與轉型機制。

四、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中國大陸是一個壓力鍋,隨著經濟成長與貧富惡化,帶動城鄉矛盾與各種社會內部的對立和不滿,壓力持續上升,隨時可能會崩解。
      這個局勢有可能會持續惡化到崩潰點,而產生中國每數百年一次的大動亂;這個局勢也有可能像鄧小平的轉念那樣地帶來新的社會轉型契機——沒有人能預測其結果。
      不管這結局如何,它都會對台灣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且其影響有可能在十年內就已經大到讓台灣全島有如歷經七級大地震那樣,許多人因而在經濟、政治、文化或思想上「錯位」。
      如果你關心台灣,就不能不去認真預想可能的劇情發展,以及自己的因應之道。
      你準備好了嗎?或者,更務實地問:你開始想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