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自力救濟與結構問題,別老是把它們混在一起

       面對 22K 和買不起的房子,你可以有兩個思考方向:(1)誰都不怪,想辦法靠自力救濟脫離苦海,(2)想清楚到底怎麼會有 22K,從結構上去改善問題。台灣的評論老是分不清楚這兩個問題,因而老是把兩個問題混成一個問題,像沒頭蒼蠅般地殺來殺去。
       一般人犯這種錯就算了,被廣大臺灣人信賴的嚴長壽和陳文茜還犯這種錯,那或許真的表示台灣社會浮上檯面的都不是人才。不過,我在檯面下的確見識過很多讓我驚豔的人才,其中很高比例都是六、七年級。所以,我只能推測,台灣的問題是:檯面上沒有人才,人才全被擠壓到檯面下去了;做決策的沒腦袋,只好「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在這種難堪的社會情勢下,年輕世代不但被怪罪成草莓族,最近甚至害爸媽被總裁與「台灣最聰明的女人」罵:別怪 22K,都怪你們把孩子寵壞!
        話能這麼說嗎?

        故事的開始(嗯,也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是關心教育的嚴長壽又出新書了,把當前年輕人的困境當作是父母溺愛造成的問題:「當我們爭取到經濟狀況的穩定,卻開始縱容下一代,只要求他們讀書,剝奪了他們應該要為社會、為自己負責的能力。我們以自己的經濟實力,強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成功經驗來走,卻壓制了他們開啟天賦、探索自我、服務人群的能力。在我們的保護傘下,他們失去了自主能力;在我們自以為善意打造的溫床中,他們失去了危機意識,更在我們一再寵溺愛護下,失去了面對挑戰的勇氣。」

嚴總裁錯在哪裡?
       總統府和行政院裡的決策者們老被譏諷跟民間脫節,老是鬧「何不食肉糜」;貧苦出身的嚴總裁現在也鬧同一種笑話了。他不知道花多少錢把兒子嚴心雋送去加拿大唸多倫多大學(這好像是台北權貴最愛玩的把戲?),卻回過頭來質問年輕人為何不出國去留學,培養自己的實力。「台灣已耗盡過去的海外人才存量。過去的資源讓年輕人延畢、遊學,但他們可以給下一代同樣的資源嗎?」
       嚴總裁大概錢多到根本不知道他兒子在多倫多念一個學士要花富爸爸多少錢,也不知道台灣人現在要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金有多難,更不知道今天要在美加打工有多不容易(連他們自己的大學畢業生實習都拿不到錢)。以古罵今而不知今日何日,這是不是要用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
       嚴總怎麼會被出版界和媒體捧成社會未來趨勢大師?我不知道。陳文茜就更有趣了。

陳文茜的笑話與顏色
       陳文茜先是在二月中旬寫了一篇〈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為年輕人掉了幾滴鱷魚的眼淚(據說還學焚毀羅馬城的暴君尼祿王一樣,用鑲金的眼淚瓶裝了起來,拿給文化部長龍映台去當文物典藏),接著卻在四月中旬寫了〈愛一個孩子,有錯嗎?〉來附會嚴總裁,一起打了年輕人和他們父母各一個巴掌。這還不過癮,七月中旬她又寫了〈我們的時代,以憤怒為名〉,暗指:台灣經濟的崛起是剝奪了美國人的工作,今天新興國家崛起則剝奪了我們的工作,不要怪別人,只能認清殘酷而不可改的社會現實與經濟鐵律,咬牙苟活下去。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陳文茜果不愧是政壇變色龍,披著文化外衣的市場買辦,誰給錢就唱誰的歌。
       別的不說,還記得太陽花學運衝進立法院的事嗎?陳文茜先是「砲轟認為學生無限上綱,進入院長辦公室偷看文件,他為這些孩子感到悲哀,甚至痛批這是台灣民主之恥」,不過「隨後又把這段留言刪除。」
        不過,「博學」的陳文茜老是說出違背事實的話,這可就只有學界和少數人知道(姚人多的〈總評陳文茜現象〉是最精采而深刻的必讀評論),她的粉絲可能鮮少有人知道。這次,她賣弄歷史知識,卻又搞錯了。

        二次戰後台灣經濟的崛起是承接美國人不想做的工作,而沒有搶他們的工作;美國在二次戰後直到80年代初期的黃金歲月裡,經濟成長一直都是「貧富均霑」的 inclusive development見下圖與原出處的討論

而80年代以後的貧富差距擴大則跟減富人稅有密切關係。見下圖與原出處的討論


他們搞不清楚的事實
       新興國家的 30億人口既競爭,又是新市場,是利或弊,端看是否因應得宜。要怪就怪檯面上的政客、老闆和名嘴無能,而不要怪新興國家的 30億。
       全球青年失業的主因是經濟低迷,而經濟低迷的原因則是政府失能所造成,可以通過強化政府職能來改善或解決。
       雷根與柴契爾主義通過很多政策促成貧富差距的擴大,而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底層 90% 的人收入沒有增加,消費也無法成長,連帶地需求和經濟的成長就會陷入低迷。在這局勢下 Thomas Piketty 的「資本報酬 > 經濟成長」的公式明顯成真,資本主義進入「竭澤而漁」的狀態,使經濟成長更加疲軟無力。偏偏,這時候全球化卻與自動化結合,導致因「贏者通吃」而擴大產能的廠沒有像經濟學家所預期地擴大人力需求,反而積極地擴大自動化的規模來取代人力,以致全球經濟成長時人力需求卻無法成長,甚至還倒退。以上因素全加起來,導致目前的全球的青年失業,以及鋪陳了台灣的外部困境。
      另一方面,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必然要對台灣造成負面的效應。新興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提供台灣新的市場和建立二輪品牌的機會,問題是台灣的老闆沒有能力看見這藍海,也沒有能力去經營這個市場。其次,如果新興國家30億人口加入全球化時伴隨著全球合理的財富重分配,消費能力將會增加,全球經濟將會加速成長而有機會打破 Thomas Piketty 的「資本報酬 > 經濟成長」,貧富差距將會縮小,對經濟成長可能會有進一步的良性助益。
       此外,如果各國工時可以獲得控制而按國情減少(越富有的國家工時越短),勞動人口需求就不會隨自動化而減少,失業的問題就可以獲得緩解或解除。
        這些倡議與 Thomas Piketty 的倡議必非絕不可能。既然 WTO 可以利用會員國的市場推動全球減免關稅與阻礙貿易的政府法令,就可以利用相同的誘因去誘使(或逼迫)各國同意徵收 Thomas Piketty 倡議的資本稅與智財稅;在類似的邏輯下,應該也可以藉助 WTO 去推動各國「逐年降低最高工時」的規範。如果這些目標達成了,全球就可以一起脫離當前荒誕而不合理的發展模式(exclusive development)。
       假如上述倡議太複雜,別忘了我們還可以學萊茵模式和北歐模式來緩解台灣的問題。

       資本主義不是只有英美這種「放任式的資本主義」,還有北歐和萊茵模式。

總結:

      年輕人面對的殘酷就業情勢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而是全球政府治理虛無化的結果。假如嚴總裁不明白這道理,你別太訝異。但是,假如陳文茜連這道理都不明白,那可就真的枉負她曾唸過 New School 了。